青山不会忘记

编者按：

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指出：“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，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，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，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。”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解放日报“抗战·寻迹上海”报道组多路并进，从不同视角探寻上海抗战印迹。第三路报道，我们将镜头拉升，俯瞰上海各界群众的抗战全景，探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的精神力量。

在上海老城厢的三牌楼路，临近喧嚣的城隍庙，曾是一片工人聚居之地，也是地下斗争的隐秘节点。吴福海的故事，便从这里萌芽，最终融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。

这位出身木器油漆工家庭的共产党人，将他毕生的坚韧，倾注在抵御外侮的民族战场上。

青年吴福海在中华书局印刷车间经历了思想启蒙，积极投身工人运动，并在五卅风暴中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这些经历，为他日后在更为残酷的抗日战场上担当重任埋下伏笔。

他曾与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等人并肩作战，生前极少提及。直到近年，通过哈尔滨党史办的研究与家人的确认，才将“吴健”与吴福海的名字重合，填补了历史的一处空白。

点燃救亡烽火

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的炮火撕裂东北，民族危亡迫在眉睫。吴福海迅速响应党的号召，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，成为“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”的骨干力量。

那时他已积累多年组织工人的经验，擅长在工厂、码头、车站等地建立秘密联络网，也熟悉如何调动技术工人力量，配合抗日宣传和资源动员。

他在南京、上海间往返，组织过以车站搬运工、纺织工人为主体的抗日救亡会，借助工人网络分发《抗日救国宣言》，并多次参与秘密会议，讨论物资募集、交通转运与义勇军训练。

1932年，吴福海被派赴东北，参与建立红军第36军，并担任道里区区委书记。

哈尔滨党史馆保留的资料显示，他曾以“吴健”为名，在中东铁路沿线开展铁路工人组织工作，与赵一曼、赵尚志、张甲洲等并肩行动。三人曾共同策划“三十六棚工人罢工事件”，其核心策略是以铁路运输瘫痪牵制日伪势力，对敌方造成实际打击。

而这段与赵一曼在小旅馆共事、在寒夜里部署罢工的经历，被吴福海埋藏了大半生，从未主动讲述。2024年之前，在哈尔滨党史档案中，“吴健”这一名字长期未能确认真实身份。

直到去年这个故事才慢慢清晰起来，“哈尔滨党史办的老师在查资料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中共地下干部，与赵一曼一起组织工人罢工，住在马街一个波兰女人开设的瓦尔沙瓦小旅馆，就来问我认不认识。”吴元浩回忆说，“我马上问大孃孃（姑妈），她今年都95岁了，她说确实听我祖父说过用过这个名字。”

哈尔滨党史办提供的是《东三省商报》文艺副刊《原野》的编辑、中共地下党员方未艾曾记录下的一段史料。他写道，赵一曼来看望他时，常到对面房间与金伯阳、吴健谈事情。“吴健有30多岁，是上海工人，在上海参加过三次工人起义。他额上有一块伤疤，据说是在一次浴血斗争中留下的纪念。他常给我讲他的革命经验，还教我唱革命歌曲。”“金伯阳（东北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）和吴健常换上工人服装，到东清铁路哈尔滨总工厂的工人中，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，有时赵一曼穿着朴素衣裳也与他们一起去。”

再查资料——上海工人出身、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、被派往哈尔滨工作的，只有吴福海一人。

就这样，一个信息缺口被悄然弥补。那个深入到哈尔滨中东铁路工厂开展工运的“吴健”，就是吴福海。

加入新四军，奔赴黄海战线

东北抗敌局面打开后，全面抗战幕启。

1935年，吴福海返回上海，试图向党组织汇报工作。然而此时党中央已从上海撤离。直到全面抗战爆发，吴福海辗转来到武汉，拜访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董必武，表达前往延安的强烈愿望。董必武见到这位昔日同窗后便告诉他：“参加新四军！”

1942年初，吴福海受命筹建“新四军海防团”。这是一支几乎从零开始建立起来的“土海军”，成员多为渔民和船工，任务是在黄海沿线侦察敌情、突袭运输、护送干部。

而吴福海在心里，或许始终忘不了那个在暴雪中冻成冰雕的船老大。1942年的冬天，新四军海防团中的一位渔民老大在风雪夜用身体压舵，保全了整艘船和船上的人，自己却永远地凝固在了黄海的浪涛间。

那年他们写下了一首歌，歌词至今仍被家人保存：

“我们是中国未来的新海军，

我们要担负起海上的使命……

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

流尽最后的一滴血，勇猛地向前进。”

“我祖父说，哪怕我们没有舰艇，我们有船桨；哪怕没有航海图，我们有方向。”吴元浩说，“因为他们是工人，是在最黑暗里摸索出路的人。”

吴福海夫妇在上海解放初期合影

从铅字间走出的共产党人

吴福海始终把他自己的一生看得平常。

他16岁进入中华书局当印刷学徒，在堆满铅字和纸张的车间里，第一次接触到“组织” “工会”“罢工”这些概念。

他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五卅运动中最年轻的党员之一。一个印刷工人，以满腔热血踏进了风暴中心。

晚年时，曾同在莫斯科学习、后任上海市政协常委、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的陈修良同志动员他写回忆录。他说：“我有什么可写的？那些牺牲的同志比我更值得记。”

这些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，在战火纷飞中担任着另一个维度的“战斗岗位”。他们不在战场中心，却是抗战最坚实的后方。他们的任务，是在敌后维持经济命脉，是用双手保障弹药与印钞、运输与动员。

吴福海在上世纪 80 年代时拍摄的照片

吴福海，就是这千千万万名工人中的一员。他的脚步从上海城隍庙走到印刷厂，再从黄海边走到莫斯科，又从东北白雪覆盖的铁轨旁，回到江南水乡的一叶小船上，一生始终没有离开工人队伍。

上海市新四军海防组留影（吴福海为前排左 7）

在他身后，还有更多人没有被写入档案——他们参与过一次罢工、传递过一封信、守过一间仓库。或许，他们的名字如今已无法一一查证，但这段历史却永远留在了城市的记忆里。